中美关税斗争：国际贸易的逻辑与策略

美国东部时间4月2日下午，特朗普签署行政令执行全面新对等关税政策，从4月5日起对所有进口美国商品征收至少10%的关税，并从4月9日起对中国、欧盟国家、越南、印度等被其称为贸易“违规严重国”征收更高关税。其中，中国商品将面临34%的额外关税，叠加此前20%的“芬太尼关税”，累计税率达54%。这已经远远超过了正常的关税水平，也创下了自改革开放以来美国对中国商品征收的关税水平的新高。如下图中国对美国商品的关税由20世纪90年代的25%左右下降到2017年的9%左右。同一期间，美国对中国商品的关税从10%下降到了约4%。直到特朗普的第一个任期（2018），美国大幅提高中国产品的关税至20%左右，而中国采用了对等关税，也仅在20%左右。

作为回应，中国迅速宣布对美国商品加征34%的报复性关税，涉及农产品、化工品等领域。

4月9日，特朗普威胁若中国不撤销反制措施，将在24小时内对华商品再加征50%关税，使总税率升至104%。中国未退让，反而将报复性关税提高至84%。

4月10日，特朗普将中国商品关税推至125%，同时宣布对75个国家暂缓加征关税90天。中国则同步采取更强硬措施，包括向WTO提起诉讼、制裁美企等。

而就在美东时间4月12日，美方公布相关备忘录，豁免计算机、智能手机、半导体制造设备、集成电路等部分产品的“对等关税”。

4月15日，美国商务部在两份公告通知中表示，已开始调查“半导体和半导体制造设备”以及“药品和药品成分，包括成品药”进口对美国国家安全的影响。同时特朗普表示，他正考虑对进口汽车和零部件关税实施临时豁免，以便让汽车企业有更多时间在美国建立生产设施。特朗普是在被问及考虑对哪些产品予以短期豁免时做出上述回答的。他没有具体说明对汽车关税的暂停或下调大概会持续多久。

与其说是否合理，倒不如说通过这一“对等关税”计算过程，我们可以管窥特朗普政府的关税调整思路。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USTR）对“对等关税”的说明表示，其计算公式为：Δτi=（xi-mi）/（ε φ mi）。其中，Δτi表示美国对国家i征收的对等关税税率，xi为美国对国家i的出口总额，mi为从国家i的进口总额，（xi-mi）表示双边贸易差额。

ε为进口需求价格弹性（绝对值），表示进口量对价格变化的敏感度（例如，ε=1.5 表示进口价格上涨1%会导致进口量减少1.5%），φ为关税对进口价格的传递率（0 ≤ φ ≤ 1），表示关税增加后，进口价格实际上涨的比例（例如，φ=0.8 表示80%的关税会转嫁给消费者，剩余20%由出口商承担）。

我们先把这个公式稍作调整，在等式的左右同乘与ε φ mi，这样这个公式就变成了Δτi  ε φ mi = xi-mi。这样可以更容易地理解这个公式。

假设美国征收中国商品Δτi的关税，那么，消费者承担了Δτi φ的比例，乘上进口需求价格弹性ε，Δτi φ ε就是由于价格上涨而造成的需求下降，再乘以mi即进口金额，就是进口金额下降的总额。换句话说，调整后的公式的左边就是加征一定关税后，进口额下降的金额，而公式的右边则表明当前中美之间的贸易差。所以，Δτi就是达到中美之间贸易平衡的理论关税变化量。

根据现任美国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Stepehn Miran在某次活动的问答环节中介绍，特朗普的幕僚为其提供了多个关税计算公式和理论，但特朗普亲自选择了前文所示的公式。但这一公式显然对于两国经贸的动态均衡缺乏考虑。该公式忽略了汇率变动、消费者偏好变化以及长期投资流动等动态因素。贸易差额并非静态目标，而是受宏观经济政策、产业竞争力和全球经济环境共同影响的动态变量。即便基于这一静态模型，特朗普政府对该公式的应用也存在明显的问题。

首先，特朗普政府在应用该模型时，将所有国家的进口需求价格弹性（ε）和关税转嫁率（φ）的乘积统一设定为1，这一假设过于主观且缺乏实证依据。在现实国际贸易中，不同商品的弹性差异巨大。例如，必需品的需求弹性通常较低，而奢侈品的弹性较高。同样，关税转嫁率也因市场结构、企业定价策略和竞争环境的不同而有所变化。简单地将ε和φ固定为1，会导致关税调整量的计算严重偏离实际经济影响，从而可能引发贸易政策的过度反应或误判。有学者根据特朗普政府第一任任期内的关税变化测算得到中国商品的价格传递率几乎为0。

不仅如此，特朗普政府在计算贸易差额时仅以商品贸易差额为依据，完全忽略了服务贸易的贡献。事实上，美国在服务贸易领域长期保持对华顺差，尤其是在金融、教育、知识产权和旅游等行业。根据美国经济分析局（BEA）的数据，2024年美国对华服务贸易顺差超过550亿美元，相当于其商品贸易逆差的四分之一强。仅以商品贸易差额作为关税调整依据，显然会夸大两国间的贸易失衡程度。

由此可见，特朗普计算的关税数字，并非毫无根据，但绝谈不上合理。更重要的是，本轮的关税调整所谓的“对等”，是中美贸易实现完全平衡。所以，其提出的对等关税，与我们通常所说的对等关税——两国关税水平相等——不是一个概念。特朗普亲自选择的这个公式，清晰地表达了特朗普政府本次关税改革的重点对象：贸易不平衡。而拥有巨额对美贸易顺差的中国，自然是本届特朗普政府针对的重点对象。

特朗普的贸易保护主义思路与全球经贸往来

过去的30年，是全球自由贸易的蜜月期。全球主要经济体在WTO框架下，享受了经济全球化的红利。值得一提的是，这一体系正是由美国主导的。

根据大卫·李嘉图的比较优势（Comparative advantage，也译作比较利益或相对优势）理论，当一个国家进行一项生产时所付出的机会成本比另一国家低，这一国家就应当生产该产品，并通过贸易获得其他产品。例如，在一个最简单的两个国家、两种产品的设定中，甲国和乙国都只生产衣服和食物，在同质的资源下，甲国生产1单位衣服的机会成本是2单位食物，而乙国生产1单位衣服的机会成本是3单位食物，根据比较优势理论，甲国享有生产衣服的比较优势，便应该专业生产衣服，并将之出口乙，以换取食物。而乙国在生产食物上有比较优势，意味着它应该专业生产食物，并将之出口甲，以换取衣服。比较优势的本质就是互惠互利，通过自由贸易，实现全球经济的整体福祉提升。

通过这个简单的例子，我们可以看到自由贸易的核心前提是贸易双方必须相互信任。两国必须相信对方在任何条件下都会提供产品，促成交易。一旦这一信任不存在，两个国家必须考虑在特定情况下，对方不再提供其生产的商品。比如，上述例子的甲国，必须考虑如果乙国（无论是主动或者被动）不再提供粮食，缺乏粮食生产能力的自己如何应对。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供应链安全问题。而这一信任的建立，首先依赖于国际贸易的各方认为自己在贸易中获得了公平的对待。

特朗普的一贯观点就是美国在国际贸易中长期受到不公平待遇，美国贸易伙伴通过不平等的贸易协定和不正当的商业行为损害了美国的经济利益，因此提出了“美国优先”的主张。早在2016年，特朗普在华盛顿特区的外交政策演讲中，就明确提出“美国优先”将是他这一届政府的核心原则，强调美国的利益和安全必须置于首位。在其第一任总统任期伊始，特朗普在亚太经合组织（APEC）峰会上表示，美国将不再容忍长期存在的贸易不公现象。特朗普指责美国的贸易伙伴通过签订对美国不利的贸易协定，或设置复杂的市场准入条件，限制美国商品和服务的进入，从而导致美国在贸易中处于不利地位。不仅如此，他还指责一些国家通过政府补贴和货币汇率操控等非关税手段，使其产品以低于市场的价格倾销到美国市场，并认为这些行为损害了美国企业的竞争力和创新力。 

这些观点遭到了中国和其他经济体的有力反驳。美国之所以在过去的若干年间能够保持低通胀和高赤字，原因之一就是美国享受了低关税水平下自由贸易的福利。一方面，美国通过国际供应链，获得低成本的零部件和劳动力，以低成本生产其高科技产品，再将高附加值的高科技产品销售往世界各地，从而借助自由贸易获得高收益。另一方面，美国又借助国际贸易系统，从发展中国家获得低价的原材料和产品，从而有效遏制了其自身通胀。

事实上，这也是比较优势理论动态化后的必然结果，即在自由贸易系统中，虽然各国各有比较优势，因而可通过自由贸易提高全球的整体福祉，但上述的增量福祉在各国之间的分配并不均匀，往往造成价值链顶端的国家更为富裕，而价值链底端的国家则容易陷入“比较优势陷阱”，始终无法摆脱低附加值的生产者地位，形成国家间的马太效应。因此，对于自由贸易和比较优势理论的批评，往往是从供应链底端国家的角度出发的。而对于美国这种明显处于价值链上层的国家，为何会意图改变目前的交易结构呢？

究其原因，主要在于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在价值链上的崛起。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产业结构经历了深刻的转型，从最初以农业和低端制造业为主，逐步向高技术、高附加值产业迈进，实现了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提升。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依托低成本劳动力优势，成为全球制造业的重要基地，主要从事劳动密集型产业，如纺织、服装、玩具和家电等产品的生产。这一阶段，中国通过引进外资、发展出口加工区以及大力建设基础设施，快速融入全球市场，成为“世界工厂”。

然而，这种模式也带来了资源消耗高、附加值低、环境污染严重等问题，促使中国政府在21世纪初开始推动产业升级。进入新世纪后，中国加快了产业结构调整，积极发展高端制造业和服务业。政府通过“十一五”规划、“十二五”规划等政策，引导企业加大科技研发投入，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在这一过程中，电子信息、汽车制造、生物医药等行业迅速发展，涌现出华为、比亚迪、大疆等全球知名企业。此外，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金融、物流、文化创意等现代服务业也迅猛增长，推动经济向“制造+服务”并重的模式转变。近年来，中国更是加速向全球价值链高端迈进，重点发展人工智能、新能源、新材料、5G通信、航空航天等战略性新兴产业。

“中国制造2025”战略的提出，标志着国家从“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迈进的决心。如今，中国不仅在智能手机、光伏、新能源汽车等领域占据全球领先地位，还在高铁、芯片、卫星等高端制造业不断取得突破。这一变化显然不为特朗普所容忍。

另一个原因，则是由于美元的特殊地位，造成国际贸易的价格机制在美国的国际贸易中失效。在国际贸易中，价格机制是调节进出口贸易平衡的重要手段。其核心在于汇率变动对进出口商品价格的影响，进而调整贸易差额。当一国出现贸易逆差时，该国对外汇的需求大于供给，导致本币对外贬值。本币贬值使本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更具价格竞争力，因为以外币计价的出口商品变得更便宜，国外消费者更愿意购买，从而促进出口。同时，贬值使进口商品价格上升，抑制国内企业和消费者对进口商品的需求，最终有助于减少贸易逆差。但在美国，价格机制并未生效。相反，在美国常年贸易逆差的情况下，美元对人民币的汇率不降反升。其原因在于，美元是全球目前唯一的储备货币。这一地位自1944年布雷顿森林体系确立，至今尽管去美元化趋势出现，但短期内难以被取代。

无论出于什么原因，特朗普政府的做法已经破坏了这一体系中各国的相互信任。可以预计，即便是目前确认会对美国降低关税的国家，仍然有可能采取其他手段进行报复。在这场类似于经典“囚徒困境”的博弈中，玩家可能会倾向于达成不利的“纳什均衡”，即使玩家可以通过合作行为实现有利的均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公布的全球经济模型模拟，显示了美国对从世界其他地区进口商品额外征收10%关税的影响。从长远来看，这将使美国GDP缩减约1%，并使世界其他地区GDP缩减0.3%。而各国的报复性应对，可能进一步扩大这一负面作用。

在本轮的应对中，无论是加拿大、日本等发达经济体，还是越南等发展中经济体，都采取了主动降关税的策略，而中国则立场鲜明地提出了反制措施。

首先， 中国有对自身的贸易进行保护的底气。根据海关总署统计，2024年中美之间的贸易总额为6882.8亿美元，其中，出口为5246.56亿，进口1636.24亿，顺差3610.32亿美元。这一数字仅占2024年中国GDP（18.94万亿美元）的约2%。与2005年相比，进出口总额7620亿美元，占GDP （22257亿美元）的约30%。不仅如此，中国的进出口结构发生了显著变化，随着国内供应链的完善，中国的外贸依存度较低。这与越南等新兴市场形成鲜明的对比，因此，中国在贸易谈判中已经获得先手优势。

其次，中国也必须要保护自身的贸易。当前是中国脱离“比较优势陷阱”的关键时刻。比较优势理论的一个问题是，一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完全按照比较优势，生产并出口初级产品和劳动密集型产品，则在与技术和资本密集型产品出口为主的经济发达国家的国际贸易中，虽然能获得利益，但贸易结构不稳定，总是处于不利地位，从而落入“比较优势陷阱”。自加入WTO以来，中国的对外出口从低附加值的价值链底端开始，近年来在高端设备制造、新能源车等高附加值产品方面形成自己的比较优势，有望以此为契机摆脱“比较优势陷阱”。而特朗普政府的另一目的，就是借贸易不平衡延缓甚至消灭中国进入价值链更高水平的机会。因此，中国必须强硬捍卫自身权益。

最后，特朗普是个商人。无论是其在第一任期将芬太尼与关税捆绑，还是近期将关税与TikTok美国业务出售进行捆绑，都充分说明关税不是其谈判的唯一，甚至未必是谈判的核心内容。

特朗普作为商人出身的政治人物，其谈判策略具有鲜明的商业博弈特征。以往经验表明，特朗普的谈判往往通过高初始要价创造议价空间。在这种谈判模式下，若中方过早作出重大让步，反而可能导致后续谈判陷入战略被动，削弱自身的议价能力。历史经验表明，面对美方的高压策略，保持战略定力和立场一致性往往能够形成有效的反制筹码。中方在谈判中展现的坚定立场，不仅能够维护核心利益，更能塑造势均力敌的谈判态势，为后续磋商争取更有利的条件。

当然，我们需要做好在一定时间内高关税对特定行业和整体经济带来的冲击。

首先，可摸排不同行业受高关税冲击的程度。对短期内受到较大冲击的行业，可以通过补贴和税收优惠等措施，帮助其维持运营并降低成本。财政补贴可针对受影响最严重的行业，快速弥补其造成的出口损失。类似地，政府还可以通过减免进口关税或提供退税政策，降低企业的原材料或零部件采购成本，确保国内产业的竞争力。此外，政府还可以对受关税影响的企业提供低息贷款或专项融资支持，帮助它们度过关税冲击期。这些财政政策不仅能够缓解企业短期的资金压力，对维持就业、稳定经济增长具有重要的保障作用，也会为中国在后续关税谈判中提供更多的筹码。

其次，可以通过扩大国际贸易合作，减少对美国市场的依赖，以降低高关税带来的冲击。近年来，中国通过积极推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的落地实施，持续深化与东盟、日本、韩国等传统贸易伙伴的经济联系，同时借助"一带一路"倡议开拓新兴市场，实现了对外贸易的多元化发展。值得注意的是，在本轮中美关税冲突中，欧盟与中国在贸易政策立场上展现出较强的一致性，这为中国拓展与欧盟的经贸合作提供了有利契机。通过加强中欧双边贸易往来、推动投资协定谈判以及在多边贸易体系中的协调配合，不仅能够分散单一市场风险，更能增强中国在国际经贸谈判中的话语权和议价能力。这种多边合作策略既是对当前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的有效应对，也是构建更加均衡、可持续的国际经贸关系的重要举措。

最后，中国在与美国进行贸易谈判的同时，还可以充分利用世界贸易组织或其他国际法律机构，依法提出申诉，以维护本国企业的合法权益。根据WTO相关规定，成员国不得单方面随意提高关税。若某国实施的关税政策违反这些基本贸易规则，受影响国家有权通过WTO争端解决机制（DSB）进行申诉，并请求仲裁。目前，中国已积极采取行动，在WTO框架下就相关措施提起诉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