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洲的政策制定者热衷于支持非洲大陆的创业者。卢旺达总统保罗·卡加梅认为,中小企业是“非洲经济的支柱”。非洲开发银行(AfDB)行长阿金武米·阿德西纳表示:“我们必须支持年轻人创业,而不仅仅只是找工作。”
这些大人物喜欢引用数据来证明非洲的创业氛围有多么浓厚。一项定期开展的“非洲青年调查”显示,71%的非洲年轻人计划创业。男性领导人还乐于自我夸赞,称超过四分之一的成年女性已经或正在创业——根据非洲开发银行引用的数据,这一比例在各大洲中居首。
然而,这种夸赞很大程度上是一种不得要领的道德标榜。尽管非洲有创业者在金融科技、商业农业等各个领域创立创新型初创企业,但经营企业往往是出于无奈,而非主动选择。为了缩小与世界其他地区的差距,非洲并不需要更多的小企业,而是需要更多的大企业。大企业是生产率的引擎,它们将人力、创意、技术和设备整合在一起,提高工人的效率,从而让人们变得更加富裕。
麦肯锡估计,非洲营收超过10亿美元的企业有345家(中国约有1500家)。然而,该咨询公司在2018年的一份报告中指出,考虑到非洲各国经济的总体规模,非洲的大型企业数量(不包括南非企业)仅为预期的60%左右。这些大型企业的规模也不及其他新兴地区的同类企业。麦肯锡还补充说,非洲企业(不包括南非企业)的总收入“约为潜在规模的三分之一”。非洲是世界上有人居住的大洲中,唯一一个没有一家进入《财富》杂志全球500强企业榜单的大陆。
还有其他研究表明,非洲企业雇佣的人数要少于世界其他地区的企业。三位经济学家莱昂纳多·亚科沃内(Leonardo Iacovone)、维贾亚·拉马钱德兰(Vijaya Ramachandran)和马丁·施密特(Martin Schmidt)撰写的一篇论文(尽管是十年前的研究)估计,即使在控制了企业所处市场规模差异后,非洲企业雇佣的人数仍比其他国家的同龄企业少五分之一到四分之一。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卡尔蒂克·塔德帕利(Karthik Tadepalli)表示,在美国,企业“要么成长,要么倒闭” 。那些创立十年后仍存续的企业,其雇佣的人数通常是创立之初的三倍。不幸的是,在包括非洲国家在内的许多发展中国家,企业发展极为缓慢,往往长期几乎不增加员工。
非洲没有大量拥有正式员工的大企业,而是有众多小微企业和从事非正规工作的人员。国际劳工组织的数据显示,非洲80%以上的就业属于非正规就业。城市中大约一半的非正规就业者为个体经营或自雇者(self-employed),从事制作Instagram广告、修理屋顶等各类工作。许多非洲人在从事正式工作的同时,还会兼职做一些报酬往往很低的非正规零活。他们大多渴望一份稳定的工作。塔德帕利认为,许多所谓“个体经营者”,可能只是“伪装”起来的失业者。
非正规工作在所有贫穷国家都很普遍。2010年代的数据显示,非洲城市的非正规就业比例与印度城市相近。但非洲似乎在两方面有所不同:非正规个体经营的比例相对较高,而且年轻人进入非正规工作领域的可能性似乎并未降低。
2022年,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奥里亚娜·班迪耶拉(Oriana Bandiera)及其合作者对比了全球不同地区18-24岁年轻人所从事的工作类型。他们发现,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同龄人相比,非洲年轻人更有可能从事无报酬的工作,并且没有雇主。他们还发现,非洲年轻人获得有薪工作的可能性并不比年长的非洲人高。“非洲许多年轻人从事的工作与他们父母那一代的工作没什么差别。”
部分问题在于教育水平低下。在世界许多地区,大众识字率的提升是经济起飞式增长的先决条件。识字能帮助人们理解工厂或呼叫中心的工作指令。过去25年间,尽管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小学入学率有所提高,但15-17岁的青少年中仍有约60%没有上学。该地区15-24岁人群的识字率约为75%,而其他发展中地区的平均识字率为90%。
但问题远比这更严重:年轻人根本没有足够的就业机会。班迪耶拉指出,这可能会陷入一种“恶性循环”,即“由于没有带薪工作,大多数人只能经营勉强维持生计的企业;而由于大多数企业仅维持在勉强生存的水平,所以也就没有带薪工作岗位”。正如牛津大学的保罗·科利尔(Paul Collier)所说:“规模小并非亮点,而更可能是生产率更低。”
世界银行一项针对全球各地企业的调查,询问它们认为自身面临的最大障碍是什么。调查结果指向了类似于商业版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的情况。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企业最常提及的两大障碍是资金和电力,这也是所有处于发展阶段的企业都需要的基本要素。需要强调的是,相比世界其他地区的企业,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企业更有可能将这两点视为发展障碍,而“缺乏受过教育的劳动力”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企业最不被提及的障碍之一。
首先,获得融资是企业提到的主要制约因素。在员工人数少于20人的企业中,使用银行融资的还不到10%。非政府组织“让金融为非洲服务”(Making Finance Work for Africa)估计,仅有20%的企业能获得银行贷款或信贷额度,这一比例在各大洲中是最低的。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信贷与国内生产总值(GDP)之比,仅为南亚和拉丁美洲的一半。
借款成本如此之高,也就难怪融资困难了。2023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有数据统计的19个非洲国家,平均贷款利率(银行向企业收取的用于满足其中短期需求的利率)为25%。而在印度和越南,这一利率约为9%。在一些非洲国家,商人面临的利率甚至更高。笔者在访问阿克拉时,见到了零食公司Prête Cashews的创始人穆伊娜·沃索努(Muina Wosornu)。她一直依靠亲朋好友提供资金。当被问及从银行贷款的成本时,她打电话给一位银行工作人员,对方表示,贷款利率将比基准利率高出6到10个百分点,而当时的基准利率为29%。
利率居高不下的一个原因是银行间缺乏竞争。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银行的净息差高于世界其他地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研究表明,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银行的利润率平均比其他发展中地区高出11%,这意味着现有银行拥有极大的市场支配力,并且免受新成立银行的竞争威胁。
如果有更多的储蓄,利率也会降低。但2010-2021年间,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国内储蓄率仅为19%,而东亚地区为37%。这在一定程度上与人口结构有关:当生育率高时,需要抚养的人口更多,可用于储蓄的资金就减少。但一些分析人士提醒,在非洲部分地区,即使生育率下降,储蓄率依旧维持在低位,这表明还有其他因素也在起作用。
经济滞胀也是一个因素。在那些有高通胀历史的国家,或者像加纳近期因债务危机而由国家强制实施养老金重组的国家,人们理性地避免储蓄现金,这也使得储蓄率难以提高。许多非洲人仍然认为土地、房产(在某些地区还有牲畜)是更可靠的财富储存方式。尽管金融科技公司的兴起应该使储蓄变得更容易,但资本市场薄弱意味着投资选择可能很有限。笔者最近在安哥拉之行中,旁听了一位年轻投资者向同行们宣传投资当地证券交易所的演讲。然而,对他们来说,实现投资组合多样化将困难重重:因为当地只有四家上市公司。
其次是电力问题,这是企业提及的第二大常见障碍。智库机构“能源促进增长中心”(Energy for Growth Hub)发现,2018年,78%的非洲企业遭遇过年度停电,41%的企业将电力视为其运营的主要制约因素,这一比例高于世界其他地区。非洲企业因停电每年平均损失相当于25天的经济活动量。世界银行的贾斯蒂斯·门萨(Justice Mensah)去年估计,2013-2016年加纳的电力危机使该国失业率上升了5个百分点,因为这阻碍了现有企业发展,也让新企业更难起步。还有其他研究表明,与电力供应稳定的贫困国家企业相比,遭受停电的企业生产率增长更低,因为停电使它们无法使用资本设备。
除了电力之外,其他基础设施的不足同样影响很大。例如,经济学家大卫·阿特金(David Atkin)和戴夫·唐纳森(Dave Donaldson)的分析显示,在埃塞俄比亚和尼日利亚,货物运输成本分别是美国的3.5倍和5.3倍。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公路密度仅约为全球平均水平的五分之一,且仅有约四分之一的道路经过铺设。当国内市场或区域市场整合不佳时,企业的增长前景就会受到限制。
要了解良好基础设施的作用,不妨参观肯尼亚的加工企业Vertical Agro,该公司刚刚成为全球首家向中国销售冷冻牛油果的企业。若没有可靠的电力供应用于冷藏,这一成就根本无法实现。同肯尼亚大部分电力一样,该公司用电来自可再生能源,这也有助于其向实施跨境碳税的地区(比如欧盟)出口冷冻蔬菜。公司选址靠近农场、主要道路、铁路以及内罗毕机场,这意味着货物能迅速运往市场。公司老板蒂库·沙阿(Tiku Shah)表示:“如果25年后你再来,整个山谷都会布满工厂。”
有研究指出,市场失灵也是导致非洲企业规模偏小的一个因素。一项针对乌干达的研究发现,当农民获得一个数字平台,能够将产品卖给更多买家时,他们的收入就有所增加。如今非洲一些大型企业集团,例如由非洲首富阿里科·丹格特(Aliko Dangote)经营的尼日利亚丹格特集团,最初都是贸易公司,这并非巧合。在信息匮乏的情况下,获取细致的市场情报,让它们能够围绕其他企业尚未察觉的需求来开展业务。
然而,扩大非洲企业的规模、数量并提高其生产率,不仅仅是克服市场失灵的问题。非洲的商业活动可能与政治紧密相连,而这种关联往往阻碍了非洲大陆的增长。